前几天接到朋友的电话，说是邀请参加一个周末的读书会，非常高兴。因为可以见见老朋友、认识一些新朋友，也可以“赚”到酒喝。可当我拿到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的时候，心情有点“重”，因为这本书很厚；当我进入文本的阅读的时候，心情就不是“重”了，而是沉重。尽管我没有经历过书中描述的那样一种历史情境，但还是可以从父母辈（听父母说，我们那一带曾经有吃“观音土”抵抗饥饿、却由于不消化而胀死的事情）、从书本知晓一些情况。可这本书给我的冲击力却是我无法用恰切的词语所能表达的出的。我的言说的失语造成的是我的如何言说以及言说什么的缺席、不在场。可我又不得不言说什么，所以我给文章定了这么一个名字：“被别人表述”的我的“定西孤儿”，想寻求着属我的在场的不在场言说，一种不在场的在场。
“被别人表述”这一句话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的。他认为“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我姑且放弃掉历史溯源的趣味，暂时悬搁“他们”的含义，直接“面对事实本身”。简单点说，“他们”无他，就是“我（们）”，“我（们）”无法表述、证明“我（们）”，“我（们）”必须被别人、他者表述与证明。因为“做人”是需要证明的，在“做人”的一系列证明中，他人、他者应该是最好的证明之一。我不可能对着牛说，你证明我是人，这只是“对牛弹琴”。现实中，我们往往忘记了这一点，萨特的“他人就是地狱”反而加强了我们对于他人、他者的遗忘。我们，或者说是自我，又如何呢？在曲解自我以及自我意识的历史中生发出来的却是自我、自我意识的膨胀。这种无限膨胀的意识把我们带到了生态恶化的面前，带到了犹太人面前，带到了虚无主义的深渊。历史的重提，原因很简单，就是关注现实、关怀当下我们的生存境况。克服这种自我、自我意识的无限膨胀，应是我们的努力的路标。我（们）从“被别人表述”的“定西孤儿”身上反思到的恰恰是本真的自我、自我意识，一种建立在他人、他人意识上的，对他者负有无限责任的自我。正如一位贤者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为“大屠杀”（指“二战”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负责。在这里，我也仿造一句：我们通过《定西孤儿院纪事》的“眼睛”看到的是我们应该为“定西孤儿”负责。这样，“定西孤儿”也就成为了“被别人表述”的“我”的“定西孤儿”。
萨义德也把马克思这句话引作其著作《东方学》的题记。萨义德的“微言大义”无非是想说明：“西方”自身是不能完全在“西方”内被表述，他需要构筑一个“东方”的他者来表述，并以此为起点组建如何言说“东方”的知识论背景，从而取得一种话语权力来支配世界现代性进程中“东方”他者对自身的反思。说到底还是为了“西方”。对于作为“东方”他者的“我们”更重要的倒不是对萨义德理论的耳熟能详，而是“我们”的问题意识：现代性进程中的“东方”中国如何思考着自己关于“我们”国民性的批判，如何通过历史的反思而想象着一种美好伦理的生活。《定西孤儿院纪事》的作者在“后记”中提到了其叙事的方式：通过收集素材写作一部小说。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在小说的叙事中渗透的是关于现代伦理的思考，渗透的是“无数人的生命和眼泪”。这种叙事看似平淡，却触碰到了“我们”早已忘却的“生存模式的火焰的价值”，“像深渊上架起的一道细弱的紧急时刻使用的桥”，一座沟通“我们”与逝者、“我”与“定西孤儿”的“心之桥”。因此，我可以在这种意义上说“我就是‘定西孤儿’”。史铁生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种“残疾情结”，《定西孤儿院纪事》的作者又何尝不是在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孤儿情结”呢？
关于国民性批判不是一个新话题，这是鲁迅先生的思路。只可惜在现代性进程中，“我们”比写“狂人”的“狂人”更狂，总以为我们会比前人更好的理解自己。殊不知在这样一种预设中，“我们”更多的是被“我们”自己“遮蔽”了，我们需要“被别人表述”来“去蔽”。要不然“热闹”仍然是“我们”这些“阿Q”的，“寂寞”仍然是鲁迅的。作者的“定西孤儿”作为一个历史中的他者，难道不是“我们”已经落入“精神胜利法”怪圈的明证吗？难道不是所谓生活乐观者的梦魇吗？难道……，难道……总是那么的难“道”。而人又是要“道”、要说的。我想我们还是先“知”再“道”的好，作者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就是这样一个让我们“知”的平台，从而我们可以通过“知”“定西孤儿”而“道”“我们的定西孤儿”、“我的定西孤儿”。
在“被别人表述”的情境中思考着“我的‘定西孤儿’”是我进入《定西孤儿院纪事》切入点，且以《黑眼睛》为例。
“这女孩儿的眼睛为我看路”
这女孩儿叫秀秀，她的眼睛为“我”看路，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瞎”了。
“我”早已习惯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的言说，这本身并没有错，只不过往往会强调前半句话“走自己的路”，而“让别人去说”也往往成为一种点缀。其实，这是一种颠倒。人总在路中，而路又总是自己的。强调“走自己的路”，好像“我”已经迷失了路，遗忘了自己。“我”从不会忘却自己，“我”只在习惯中一点一滴的沉沦。习惯在路中“走自己的路”， “我”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沉沦，存在的梦魇，夜的弥漫。“让别人去说”是一种拯救，言说中把“我”引向语言之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沉沦的人们在别人的表述中找到了自己的家园。秀秀的“黑眼睛”无疑是引领“我”走向本真家园的力量。
她的眼睛“出奇的大，眼珠又特别黑，还是双眼皮。由于消瘦，双眼皮的褶线非常清晰。眼睫毛又密又长”，总是“扑棱扑棱闪着”，哪怕是在临死的时候还“睁得圆圆的”、“ 眼皮没合上”。透过“黑眼睛”， “我”明白我们是“向死而生”的；透过“黑眼睛”，我们从沉沦中突围；透过“黑眼睛”，我们从存在的梦魇中惊醒。秀秀的“黑眼睛”为“我”看路，她看到了什么，“我”又通过她的眼睛看到了什么？
西人有这样一种说法：俄狄浦斯自己把自己的眼睛戳瞎，就是为了让自己走进光明。这很矛盾，为什么失去“看”的眼睛，反而能够看到光明？其实这里已经不关乎眼睛的“看”了，而是思想者的“看”；进入光明，就是思的澄明、思想的澄明。
这种“看”之“思”中到底有什么呢？在《俄狄浦斯王》中有这么一段话比较好的阐明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凡人的子孙啊，我把你们的生命当做一场空！谁的幸福不是表面现象，一会儿就消失？不幸的俄狄浦斯，你的命运，你的命运警告我不要说凡人是幸福的。”
过去的人也好，现在的人也好，总不会逃出生存困境，这才有“你的命运警告我不要说凡人是幸福的。”这样一种人之为人的生存困境之普遍性已经预设了生存之思的重要性。现实生活对于英雄（比如俄狄浦斯）与凡人皆是公正的，只不过英雄较之凡人来说，更能直面“惨淡的人生”。因为在英雄后面支撑他的是属他的关于现实生活之思。我并没有否定凡人也能够思，只不过所触及到层面有高下之分。要想使凡人之思层面的量级得以提升，岂不要求人人皆英雄、个个是圣贤吗？显然这不是很好的出路。“思”其实就在“我”身边，“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就好像《黑眼睛》中肠胃对于草的习惯。“我”在这习以为常中丧失掉了“思”的本能。这是有疑问的，我们会问：人之为人，难道不是因为他是“会思想”的东西吗？我们怎么就丧失掉“思”的本能呢？世上确实只有人才“思”，因而也只有人才谈得上不会“思”。不会“思”，是因为人在学习“思”的路上误入歧途。误入歧途后，人走向家园就需要“路标”，“黑眼睛”就是“路标”。透过“黑眼睛”，“我”看到了“路”，澄明之境。习惯于“黑夜”，乍入光明，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眼睛“瞎”了是“我”的代价。“我”需要“黑眼睛”为“我”看路，在“看”中，“我”心中的“定西孤儿”使“我”成为了“孤儿”。
最后，我想以尼采的一句话作为结束。尼采说：当我们回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回望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