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是“那个娼妇”

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在其名著《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追溯了联系着或可以说是建构了自我的现代观念的“特定的内在感”的起源和发展，并指出“在我们自我理解的语言中，‘内在-外在’的对立起着重要的作用”。（氏著，译林出版社，2001年，p165）我们只有弄清楚自我的现代观念的源流，才可能在我们这个自我成问题的时代（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他人成问题的时代）更好的实施关于自我（他人）的拯救。泰勒也声称“正确地理解现代性，就是实施拯救活动”。（前揭书，序言，p3）这里的问题域或可以这样来理解：现代性为什么需要正确理解？因为现代性本身出了问题，出了问题就需要解决，就需要反思，而拯救，如果不是从宗教意义上着眼，那么所实施的拯救活动就是一种解决问题、反思问题的一种具有实际效果的行为。如果从理性角度思考，现代性的问题就是理性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路德称理性为“那个娼妓”并没有什么过错。现代性崇尚理性，把主体提到了前所未有的位置，这已然进入了“内在/外在”的语言系统范式，从而，出了问题的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内在”对“外在”的暴力，这样一种“暴力”是一直贯穿于西方传统哲学话语系统中的，是一种“暴力形而上学”。在“内在/外在”的对立模式中，自我与世界是对立的，世界只是自我的“内在”再现，联结两者的只是一种表象。无疑，在运用“表象”一词来意味“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在深层意义上强化了“内在/外在”的分离与对立。两者执其一端并不是应然的出路，前者如意识哲学，后者如外在性-他异性哲学，或可以说前者是德国哲学传统，后者是新近的法国源流。如何寻求拯救的路径？在这个问题的上下文中，陈述“哲学自身是其最后的法官”与“哲学自身不是其自身的法官”都是有意义的，然而出路并没有因此而彰显。是提问的方式出了问题，还是其本身就不能被提问，抑或这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从悖论的角度思考，那么就又回到了如何言说悖论的问题上来，而语言本身就具有悖论质素的。因此，拯救的问题最终回到了“如何言说”问题上来，或可表述为在“已说”的基础上“说”出“未说”的，即在传统形而上学“已说”“过”的基础上“言说”-“道”“出”-“离开”传统形而上学的，这已然就已经“临近”-“接近”-“进入”“未说”的领域，而这只能是一种“领悟”，我们仍然不得不处在“语言”之“途”“中”，因为我们真的无法也不能更不必“出离”本体论的“言说”，诗意化的“言说”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有滑入神秘深渊的危险。然而，这又不得不给出一个“说法”，此一“说法”关涉着人的“活法”，某种意义上的一种认同，自我认同也可，为他的认同也可。看来对哲学的“言说”还真得“小心”。要不，列奥·斯特劳斯怎么就说这些哲人在“说谎”，而区分出“隐微”与“显白”呢？要不刘小枫怎么就赞同“真理是要秘传”的呢？这些混乱的“言说”“已说”的以及“未说”的，只不过是“思”在召唤着“思者”“去”“思”，结果如何，已不重要。